编者按：一般人对学医的理解就是当医生，手到病除，这才是光荣而富有成就感的职业。但医学院除了临床医学之外，还有很多其它专业，药学、护理、公共卫生等，共同组成了现代社会复杂医疗系统的人才培养体系。本文中，王胜锋老师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公共卫生这个专业的培养特点、自己教学及职业发展方面的经验与体会、对学生未来择业的影响等等，对已经学习这个专业和将要学习这个专业的学生，以及相关专业的同行，都会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日常工作风格：多任务并行处理
王胜锋在学生时代参加了很多社会实践与学生组织工作，除了兴趣所在，这还跟他所学的专业有关。“公共卫生这个方向有点特殊，它是医学里我们叫做‘杂家’的一个学科，因为所有跟健康相关的，除了临床治疗、纯基础研究，也不是护理或制药的，都可以归于公共卫生。我们专业会跟各个学科交叉，比如说跟经济学交叉，就会出现卫生经济，跟管理学院交叉叫卫生管理，涉及法学就叫卫生法学，包括这次新冠疫情更是典型的公共卫生事件。”
“我的专业叫流行病学，是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个基础学科。这是一个偏社会的学科，要与各级政府卫生部门交流，或者做大人群健康的研究要去社区做调研，跟群众打交道。上学时我做学生工作比较多，因为知道将来要有跟别人打交道的能力，这是我当时很朴素的一个想法，需要什么我就锻炼什么。”
学生活动没有明确的责、权、利的关系，要组织大家把工作做好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团队里总会有人不太积极，组织者首先不要报怨，自己闹情绪事情就没法干了。学生活动一般都是志愿的，所以基本的动力是有的，工作不积极无非是这件事情不擅长或不愿意做，组织者要对他的能力和诉求有所了解，‘人尽其材’肯定能把事情做好，大家也会很愉快。实际上在一个大的团队里面可做的事情非常多，比如预算不是只有一个同学能做，其他同学如果能帮忙，原来那个同学也很开心。学生活动有一个好处，就是人力会有富余，很少有‘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情况。我一般会先选出一些积极性高、能力强的骨干来，同样的任务给到三四个人，组成一个个小组，每一个人都给他发动起来。这样既能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也能使每个人得到锻炼。”
“像我做班主任带班级的时候，就比较有经验了。北医的班级是纵向设置，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从硕士一年级到博士五年级是一个班，120个人，住的也涉及好几个楼，大家可能都相互不认识。而且到了研究生大家的归属感其实非常弱，上课、做研究都不在一起，很难统一管理。我们就以课题组为单位，设立小的负责人，负责人会更了解组内成员的性格特长等，做什么活动他自己先有一个权衡。这几年扩招后我们的班级更大，变成200人了，但各种学生工作一直比较有序。”
读书时的经历让王胜锋形成了多任务并行处理的能力，以及有计划的工作模式。“我们学业的上任务一点儿也不轻松，博士课题我也一度遇到严重的困难，差不多第二三年的时候，我都怀疑可能都做不下去了。当年社会实践、学生工作对我来说可能反而是一种调节，而不是拖累。读博士都是这样的，我现在带博士生也一样，他们二三年级会有比较痛苦的时候，这是大家都要经历的阶段。一方面我作为导师会跟他们讨论，寻找可能的突破点，另一方面本人也要耐心地坚持下去，能够自我调整。”
“事情多了会显得有点乱，这就需要做好计划。有规律地作息，有计划地工作，我从学生时代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会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当然时间投入是必须的，比如牺牲娱乐的时间和一定的睡眠时间。我的同事们，大部分也是同样的生活节奏，紧张而有序，既不偷懒也不熬夜，否则根本适应不了职业的要求。如果是临床的医生，要在出诊之外挤出时间来做科研和教学，会更加地紧张。医学专业要学很多东西，日常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接触很多人，所以有效地规划时间可能是对医生职业的一个普遍的要求。”
“早在电脑还没有普及的时代，北医工会每年都会给大家发一个工作计划本，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现在有的老师喜欢用手机记录待做事项，而我还是喜欢用笔记，随身携带。有了这个本子，这个月要做的事情一目了然，可以同时想很多事情，事情之间的衔接的也会很紧密，有什么想法和灵感也会随时记录在上面。”
2012年王胜锋在北医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学生时代的时候觉得做了很多事情，但其实压力没那么大。无论是老师、周围人还是社会，对你的定位是一个学生，所以一定程度上有很大的容错空间。作为学生心理负担比较小，万一出什么事，老师还能替你去兜个底、把个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更敢于尝试，敢想敢干。工作以后，第一堂课就是角色的转变。”
“在转变中我自己最大的体会就是，在当学生时候能做的一些事情，这个时候可能要更慎重了。比如当年我做学生的时候，曾直接到市政府去请市长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像现在我作为一个老师，这种事情肯定干不出来了。市长大概率也不会理我，弄不好还会投诉到学校来。但学生身份，很多事情会反而更容易解决，或者是外界会更加包容你。”
“我现在带4个研究生，首先教他们的就是如何做事，事情做好了，做研究是顺理成章的。我第一次见学生的时候就要让他明确定位，要有主动性。比如说给你一个课题，或者你想做一个课题，你就要想到让大家都在帮你。我跟学生说你相当于这个课题最大的一个PI（首席研究员）或者leader（领导者），所有的人都是为你服务的。因为你对这个课题是最了解的，你在往前走，包括导师在内所有的人都是要帮你走得更好、走得更顺。你遇到任何问题要提出来跟我们交流，或者说你需要什么帮助了，我们帮你来解决，你要主动地提出来。这个意识其实很多研究生是不太具备的。”
“很多学生很被动，你教给我做A我就做A，不知道也不思考下一步要做什么。习惯让老师推着走，这样既做不好事情，也做不好研究。我要求学生先把一个课题或一项任务的全貌想清楚了，理出个一二三四五步。而且在做‘一’的时候，要知道后面的‘二’为什么要用到‘一’，怎么衔接起来，否则做‘一’没有目的和标准，到‘二’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不符合要求而返工。”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希望他们把要做的事情分成两类，一类是必须自己做的，一类是需要别人配合的，优先完成需要别人配合的工作。我把它比喻成传球，这个皮球尽量不要停在自己脚底下。你如果需要别人帮助做一件事，但不知道别人要干多长时间，你一定要把需要别人帮助的事先整理清楚了给到别人，然后再做我自己的事，因为这个是我可控的。这不但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也是一种维护良好合作关系的礼仪：尽量不要让别人等你。我自己一直的工作风格就是这样的，基本上不会让别人的时间耽误在我这里，所以大家也愿意跟我合作。”
“我觉得良好的做事风格的养成，这比做一个什么高大上的课题，或者多么重大的创新更重要，而且做出重大贡献的都是有良好工作习惯的人。其实现在研究生培养将来不一定做科研，可能也不做公共卫生相关工作，但他会走向工作岗位，这个做事情的模式我觉得对他未来的职业发展是有帮助的。”
二、课堂教学特色：全方位师生互动
医学专业的课业是很多的，医学部老师的教学任务也普遍很重。王胜锋老师每个学期就有96个课时的教学任务，包括全系老师轮流上台的大课和作为主讲老师开课的三门课程。王胜锋老师有很好的组织能力，并善于和学生打交道，所以他的课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学生评价我讲课，第一是比较清楚，第二是比较有意思。我讲课案例比较多，这让同学们能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医学知识和医学方法。”
“尤其本科生的课，他们刚从中学上来，习惯了标准和正确答案，不像研究生一样知道科研是允许犯错的，某些观点是可以探讨的。很多本科生就觉得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所以我在本科生课上对案例的选择和解读要下非常大的功夫，力求严谨。”
“尤其是一些老的案例，比如HPV跟宫颈癌的关系，又或埃博拉的疫情，这些东西都会推到一九七几年，一九五几年，甚至更早。那个时候文献的可及性都不是那么好，一般还是纸版的，很多时候要馆际互借。这会导致我可能无形中给自己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记得做HPV和宫颈癌关系案例的时候，光看文献就用了将近一个月。但一旦我把这个案例做下来，再上去讲的时候，信心和感觉真是不一样的。要不然你总觉得那个地方你不太敢讲，或者觉得可能有个漏洞，怕学生提出你无法回答的疑问。很多历史故事是演绎的，听起来很精彩，也似乎合情合理，但直接用在教学中就可能给学生以误导。教学中每个案例的关键细节一定要抠准了，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阅读最原始的文献。”
“还有些案例本身很精彩，但我们的老教授老先生都讲二三十年了，你再跟学生讲属于老生常谈，效果不会太好，所以我们要不断开发能跟上时代的新案例。比如新冠，我们早就放到课堂里面去了，可以讲出来非常好的故事。这种教学准备对于我们做科研可能也是一个帮助，它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去梳理这些研究，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把自己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放到教学中去，进一步丰富了课程内容。”
除了精心准备的教学内容，在课堂讲授上王胜锋老师也有自己的特色，他称之为“巡场式讲课”。 “我上课有一个习惯，不太喜欢站在讲台上讲课，我会在同学中间不停溜达，像唠嗑一样把课讲了。我觉得这种方式同学的课堂参与度与积极性会更高一些，走神的情况会少一点。尤其是大课，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学好多其实就没准备认真听讲，你走下去，他可能时不时的会听两句。学生现在上课都摆个电脑在前面，要么PAD，要么电子书，要么手机，我们要跟屏幕抢学生的注意力，你但凡讲的有一点无聊了，他就会点开手机看个短信回个微信什么的。我觉得也能理解，我们自己听个报告也是这么干的。老师们一般很少强制学生们收起电脑，因为现在学生的想法非常多，我们也不想制造这种课堂矛盾。”
“医学部的选修课采用的是合格不合格的PF制，区分度不大，所以很多学生确实不太认真。我就加强了课上的交流与互动，比如说给学生一个站上讲台的机会。虽然跟成绩关系不大，但一般人还是希望在同学面前展示出自己的能力和积极的一面，所以他会适当地去准备。把一个问题理解透彻，并用流畅的语言和清晰的逻辑表达出来，那么学这门课程就会有真正的收获。” “这些问题有我找的，但更多的是要求同学们提出来的。想办法提出高质量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学习和思考的过程。我跟学生们说，一个学生不会提问题，他注定不会擅长解决问题。这些问题是基于腾讯文档收集的，可以实名或者匿名，每个人要求一到两个。然后，我会把收集的问题进行分类分组，让同学们下一次课上来解答。当然我也会准备，因为我要兜底，学生可能会讲错了或者理解不对。学生们反馈这个过程收获特别大，很多人觉得远远超出了对一门选修课的预期。” “听学生的讲解我也有很多收获。我自己备课一定是按照我擅长的套路，但同学们会有不同的形式和思路，甚至新的案例，而且是他们喜欢的，我就可以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借鉴。”
以前在学生组织中获取的经验，也被王胜锋老师搬到了课堂作业的布置中，他会根据每个同学的实际情况布置难易不同的作业。“我保证每个同学100%都有任务，任务每个人还会有难易的不同。开课一段时间，经过一两轮作业后，我就知道哪些学生的能力更强、兴趣更大，后面就会分配更难一点的任务，对比较不耐烦的同学则会给他一个更容易的问题。而且我留的作业是有分组的，比如说四个人一组，课堂作业既留给小团队又留给个体，这在最后的成绩中反馈为团队分和个体分。”
除了精心准备和设计的教学方式，王胜锋所参与的本科生课程《流行病学》中还尝试了口试的考核方式。“因为我们学科讲究实战能力，感觉闭卷考试已经不能代表学生真实的水平了。期末我们两个老师考一个学生，学生进来之后给他一张提示性的题卡，有一些规定的题目。我们会根据规定的题目看你回答的深浅再追问，如果回答错了再提示。这种方式老师的工作量会增加很多，但确实更能反映学生对知识掌握与运用的能力。”
三、专业价值感悟：守门员防守健康
一般人对公共卫生这个专业的重要性及发展前景其实并不了解。王胜锋也坦言，自己在2002年上大学时也是想学临床结果被调剂到这个专业的。 “这个专业在医学里面其实是类似于排头兵的一个角色。现代社会人类的健康状况与寿命相对古代有了极大的提高，与高致死率的烈性传染病得到控制有直接关系，公共卫生功不可没。这次我们经历的新冠疫情大家都有感受，各种流调、溯源，都要依据流行病学的科学方法，才能对群体防控做出科学的决策。”
“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一些严重的传染病很难再见到了。群体性疾病更多地是各种慢性病，但老百姓包括政府可能觉得这是医院的事情，生病了治疗就好了。但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让人少得这个病，一点点改善都会节省大量的医疗资源，提升社会生活质量，这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预防医学问题。我们这个专业跟警察类似，如果一个地方的治安特别好，罪犯率一定很低，人们反而感觉不到警察的作用，这是我们实践中尴尬的地方。”
“疾病预防按时间段可以分成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还没有接触危险因素，采取各种措施避免疾病发生。二级是有些病无法避免，比如家族遗传，或者说年龄大了，机能退化，要想办法早发现，任何病都是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一级和二级预防的工作是我们专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类似于老百姓健康的守门员。到第三级预防就面对患者了，这主要是临床的工作了。可以看到，现代社会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各种慢性病越来越普遍，而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我们这个专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人们现在更关注的医疗问题是看病贵，看病难，没有人会说我们国家为什么重大疾病的发病率这么高，我们要把它降下来，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不也会改善吗？很少有人会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不过这种情况这两年有些改善，我自己是做肿瘤研究的，我发现临床大夫也在呼吁要加强肿瘤的前期筛查。癌症到了晚期，预后很差，医患双方都不堪重负。有一个段子说很多药企卖抗癌药都是买两、三个月赠一年，你知道暗含的意思是什么？药企不傻，他知道很多人根本就活不过两三个月。”
“流行病学不是起辅助和点缀作用的，它在医学领域其实是一个基础学科，这有点类似于数学在理工科中的地位，因为治病首先得找原因。传染病、各种慢性病，如癌症、糖尿病、高血压、中风、近视眼等，都是流行病学概念下的。包括临床上手术后，为什么有的患者预后就好一点，能活5年10年，有的患者可能3、4个月就离世，这都在我们的研究范畴内。我自己所在的团队跟临床合作就特别密切，临床大夫从看到第一个患者起，一定有一堆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医学发展远没有到能治百病的水平。”
流行病学与社会事务有很多接轨。“新冠疫情是一个特殊场景。我们整个流行病学系以及公共卫生学院的其他好多老师都去了卫健委、北京市卫健委和区卫健委，我自己就在卫健委待过好几次，被留到后半夜才走。当时疫情来得很凶，卫健委以管理协调为主，一些专业和细节的内容需要我们提供支持，帮助卫健委做出各种各样的研判。比如武汉疫情严重的那段时间，需要多少呼吸机及其它防疫物资，我们要进行测算，以便卫健委从全国调配资源。其他很多大的决策，比如说防疫放开程度，跨区域流动政策等，这些我没有具体参与，但是我们公共卫生领域的一大批教授专家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
“回到常规的场景下，我们有不同方向的专家对接的不同的口径。比如我们团队里有对接药监局的，研究药品不良反应，确认药品实验数据是否可靠，药品能否上市，这需要经过科学方法的把关。一旦药品在做实验的阶段数据不可靠，后果非常严重，所以药监局有很多工作是委托我们来做的。我们公共卫生专业的老师有三个角色定位，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社会服务是我们1/3的重头戏，非常多。”
四、学生培养理念：多元化发展定位
公共卫生是医学领域比较基础性的方向，为同学们提供了比较宽泛的发展前景，所以每年都会有一部分学生选择转专业。“学生转专业有各种原因和情况。有一种情况可能是北大特有的，不少学生的高考成绩去不了校本部，他们的家长或者中学希望有一个北大的牌子，所以来了医学部。但医学部的8年临床和口腔等专业跟本部的分数线是持平或者更高的，所以他就只能录取到非临床类专业。他来的时候其实很不甘心，因为他其实有另外想学的专业，比如计算机、金融等。我们前3年、4年学的都是临床课程，很多时候是以记忆为主，我们要背内、外、妇、儿各科的病症、治疗方法、药物等。没有多少公式推演，大都是形态学，说这个病有什么症状等等。所以在学这些课程的时候，如果是比较讨厌这种学习套路的学生，他可能适应不下来，就会考虑转专业走掉。”
“转专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大一的时候就发愤图强，在一年级把成绩提到特别靠前，然后想转到哪个专业再去转，这种情况占到20%-30%；还有一部分转专业的学生是稳扎稳打，前面学的没那么冒尖，五年本科毕业，再考到其他学院读研，比如光华、经济学院、计算机，甚至考到法学、人口所、城环学院等等，这要看本人的兴趣了。比如我带的一个学生，他从一年级来的时候就想去学计算机，来到医学部就是为了北大的牌子，是一个典型的为家长和学校牺牲的孩子，经常一脸的不开心，各种的负面情绪。后来我知道他的兴趣是大数据以后，就引导他做相关的医疗课题。他能力很强，一个本科生发了好几篇文章，比一般研究生都多，但他就是不喜欢学医。我去年暑假之前跟他很认真地谈了一次，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朝着你的兴趣去努力，去考信科的研究生。他就放弃了这边直接读硕士的机会，准备考研了。像这种目标和兴趣特别明确的学生，我都是非常鼓励的，如果你喜欢就去追求，这是值得的。”
“在我们这个专业读完本科，再考研到别的院系的，还有一种跨专业的发展优势。比如我们很多学生在光华读研出来干得非常好，因为他有医学的背景，再去投行里做行业研究的时候，对医疗的了解和一个只学过纯经济的人完全不一样。我自己找工作的时候还尝试着找过投行的工作，也成功地拿到了一些offer，他们可能觉得我的专业背景是非常稀缺的。临床专业的学生可能很难迈到这一步，他们的训练太专业了，转行的跨度比我们要大很多。”
“当然对于更多的人来讲，兴趣没那么明确或者说是可以培养的。大部分同学到了五年级的时候，不像高考时那么冲动了，越成熟就越慎重。我们这个专业对个人的发展前景也是很不错的，所以好多人决定继续读这个方向的硕士，找工作进一个医院或者进疾控中心（CDC）。疾控中心大家因为疫情都开始熟悉，医院虽然以临床医生为主，但我们专业也很受欢迎。因为现在医院的科研需求越来越大，我们会做方法学，能与临床大夫合作，与人沟通的能力又比较强，既能做管理，又能做科研，因此受到医院的青睐。而医院待遇当然也比较好，比较吸引人。”
对于志在本专业的同学，公共卫生学院有完善的培养体系。“首先，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生也会经历很多临床相关的训练，这让他们与临床的合作更加顺畅。5年本科，我们的学生差不多有3年半到四年左右的时间，都是跟临床学一模一样的东西。像现在有批学生在海淀医院实习，也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轮转，只不过我们比临床的学生实习时间会短一些。其次，我们与疾控中心有密切合作，联合培养学生。我们的学生有CDC的实习机会，他要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去CDC里面各个部门轮转，熟悉各科室的工作。尤其现在新冠发生以后，我们高校不具备检测防控能力，它需要有安全级别特别高的P3实验室，只能到CDC里面去才能学到这些知识和掌握相关技术。CDC相当于我们的实践教学单位。”
“公共卫生学院与CDC的合作培养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对于本科生、研究生的导师双聘制，每位学生有一个学校的老师和一个CDC的老师。另一个是doctor of public health，公共卫生博士，是 CDC跟我们这边的双导师去联合培养一个已经工作过一段年限的专业人员，比如说医院感染科的医生，要学习我们专业的研究方法，同时还要具备防控应急的能力。”
公共卫生与多学科的交叉、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让学生们可以在适合自己的方向施展抱负。“公共卫生的学生是对口疾控中心的，但我们的学生去CDC的实际上不是大部分。我们专业比较基础，所以选择面比较大，有1/3左右的学生毕业进了企业，比如投行、保险、药企、化妆品公司（如宝洁），还有咨询公司等等，因为现在青年学生的思路越来越灵活，很多人可能不太喜欢体制内的工作。进入CDC、卫生监督部门，包括去医院的，也只占1/3左右。还有大概1/3的学生继续深造，以后主要是去各种研究机构和高校，还有盖茨基金会、世卫组织等这样的国际机构。”
时间：2022年2月18日，9：00-10：50
采访记者：郭九苓
录音整理：王天泽
文字编辑：王天泽、郭九苓
文字编审：王肖群
定稿日期：2022年4月18日，经王胜锋老师审定。
名师简介
王胜锋，男，1984年生，博士，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呼吸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疗效评价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药学会药物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北京癌症防治学会循证评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大数据分会常委；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转化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分会委员；北京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华肿瘤杂志》青年编委；《药物流行病学杂志》青年编委；《中华肿瘤防治杂志社》青年编委； Lancet Public Healt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Cancer Epidemiology, Biomarkers & Prevention等杂志审稿人。担任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200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获医学学士学位；20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系，获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15年至2017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总理基金项目分课题等项目14项，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等10余项。近五年来共发表中英文论文110余篇，研究成果（第一/责任作者）发表在Lancet HIV（12.767），Plos Medicine（10.5）等国际知名期刊。
获第三届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一等奖（2021年）、北京大学正大奖教金（2020年）、北京高校第十一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2019年）、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2019年）、北京大学优秀班主任标兵等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