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生涯,光华道路——访光华管理学院张闫龙老师

编者按:光华管理学院是北大教育中的豪门,多年来高考录取分数线一直是北大最高的,同时还有MBA、EMBA项目和各种高级管理培训班等等,受到各行各业精英的青睐。然而光华之所以出名,并不仅仅因为是名牌大学的商学院,更主要地是光华老师们的工作热情和学术水平。张闫龙老师以自己的教学、研究经历,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典型光华人的职业精神、思想深度,以及教育、科研方面的经验与方法,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理解光华学院的教育特色及对未来发展的定位。

一、从学生到老师

 “我是1998年进北大的。那时候国家正强调‘依法治国’,又准备加入世贸组织,所以法律和经济特别热门。我第一志愿填的法律系,但法律系在我们陕西省只有一个录取名额,当时我们省文科第一名也报了北大法律系,就把我给‘挤’下去了。第二志愿是光华,但当时我对光华并不了解,看名字都不像一个很正规的教学单位,本来是填了保底的,没太在意。不过很多信息灵通的同学都知道这会是一个大有前景的方向,所以那时光华的录取分数也已经比较高了,而且我是第二志愿报的,所以也没被录取上。机缘巧合,我后来进入了北大社会学系。”

其实对于大部分踏实用功的同学来说,都是既来之,则学之;既学之,则好之。“那个年代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氛围是,同学们不太关注这个学科带来的功利性价值,只是纯粹地认为,应当跟着大师多读好书,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不像后来对专业可能的工作机会、薪资水平等更为在意。唯一有差距的是,好像其他‘财大气粗’的院系活动多一点、给学生的福利好一点,而我们这边更清静一点,大概是这样。”

本科阶段静心读书的生活使张闫龙获益匪浅。“大学之前因为一切只为了高考,只知道数理化、文史哲等,其它专业就算听说过,也没什么明确的概念。社会学对我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社会学的思想、方法让我真正接触到了‘学问’,应该说在认知层面有一个飞跃。还有像统计学、高等数学这些比较‘硬’的课。总体而言,我觉得本科阶段在思维方式和眼界上收获很大。”

本科毕业后,张闫龙顺利保研,在社会学系继续读研究生。“我读研的时候主要是跟着老师和师兄做基层治理方面的研究。社会学包括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分支,而农村社会学不光讲农村,还涉及乡和县的组织结构、财政和税收体系等。我研究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其实是跟着老师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到各地基层去调研。”

“硕士期间,2004年到2005年,我去了一些以前不敢想象的地方,比如大凉山。那时大凉山还是非常贫困的地方,真的是‘缺衣少食’。还有粤北山区,我们印象中广东是发达省份,经济很好,但北部山区,山非常高,交通不便,那时里面还是相当贫困的。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地区之间的民情、经济发展以及治理状况等,确实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光看电视和报纸,很难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也不会觉得他们这种困境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后来我读了美国杜克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土地储备机构的变迁,也就是俗称的‘土地财政’。这个学术兴趣就是那个时候在中国调研,发现地方土地财政面临危机的现象时积累下来的。” 

博士毕业后,张闫龙选择回到北大继续自己的学术道路。“美国社会情况与中国有很大不同,社会学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一个学科,他们对于性别、种族和医疗健康等非常关注。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基层治理这些事的兴趣比较小。当时商学院有一批社会学出身的学者,像从事组织理论研究的人,恰恰是从过去的经济社会学与组织社会学中慢慢游离出来,最后成为商学院组织研究这一门类的奠基人。经过综合考虑后,我决定回到北大,成为了光华管理学院的一名教师。”

2012年秋季,光华管理学院安排刚回国的张闫龙去教授“组织与管理讨论班”。这门课是针对学院本科生开设的主干基础课,分中文与英文两个班级。因为张闫龙刚从国外回来,学院让他去教英文班。“我上第一次课的时候,只有25个学生。中文班选满了,剩下的人不太情愿地选了我这班。一方面是我刚来,同学们不了解我;另外都是中国学生中国老师,用英文讲课这事其实还是挺难受的。但人少了,课可以上得更好。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我也能关注到他们每个人。第一年上完,学生在课程评估中给了我满分,所以那个班第二年就变成了90人。四年后,因为学院开始进行‘大班授课、小班讨论’的教学改革,这门课才在大班授课的基础上,又将学生分为25人的几个小组,由七八位老师带领学生一同讨论,这门课也改为中文授课了。

北大在教学上给了老师们充分的自主权。即使是大班授课,因为张老师在教学中融合了很多自己的学术思考与社会学实践经验,所以课程非常有特色,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管理学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又有很强的实践性,面对刚入大学的本科生,老师究竟要教什么,达到什么样的教学目的,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我教他们如何管理团队,如何制定组织战略,与他们现在的生活经验离得太远了,完全是纸上谈兵。而且做管理不是从理论出发的,实践者在面对问题时,他并不会按照理论框架去对这个事情进行分析,然后再得出结论。事实上他是在自己的脑子里在去找某种图式,找以前自己经验过的那些相似的事和相似的解决方案。所以亲身经历的案例对他们来讲可能更有用,再与理论验证可能会对管理学更容易发生兴趣。也因为自己的学科背景,我很看重田野调查,希望学生在实践中感悟知识。”

“这门课一般在秋季开,每逢十一假期,我就给学生布置田野调查的中期作业。我说你们这几天回去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找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去问几个问题,可以打电话。实在找不到人,也可以餐馆吃饭的时候老板聊。大多数同学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开始,我就说可以先了解一下老板自己的成长背景是什么然后问他现在管理特别是企业经营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其中最让他头痛或让他睡不着觉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可以问问他对这问题产生的原因或解决途径有什么想法。这些老板可能没有学过管理学,但他是一个管理者,经常需要根据当时的条件、环境做出判断并进行决策,这种实际的经验和思考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最后我会让学生把访谈所得写成作业,1-2页就好,不要太多,不用写一些空洞的理论,就写出调研过程中自己所理解和感受到的东西。”

“十一假期开学后,我要求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报告。听他们的报告,同学们还是很有收获的。比如有的说原来他的叔叔在做决策时这么纠结,有的说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店居然还有这么多麻烦、管理还这么复杂。学生带着问题来听课、讨论,能从管理者的角度看问题,教学效果会更好。对他们知识的掌握,思维能力的提升,甚至以后处理工作中的问题都会有实际的帮助。” 

“这门课属于必修课,按学校规定必须设置闭卷考试,但我在考察时不会侧重概念的记忆,而是更看重学生的分析能力。比如出一些小型案例的分析题,要求学生在分析时能够把课程上介绍的一些理论框架应用到其中。我不会考察学生太多背诵记忆的东西,在这个搜索的时代,能搜索到的都不是竞争优势,自己思考出来的、感悟到的东西那才是竞争优势。所以,我会尽量在思考和感悟的基础上去发展学生较高层次的认知水平,这才是我教学的目标。另外课程中我会要求他们以团队的形式,就课程内容中自己选择一个议题去研究,算做另一次作业。两次平常的作业,一次期末考试,作为最后的成绩。”

教好一门课,不光是教学内容编排,也不光是课堂组织形式,教师的个人魅力其实也很重要,对此张闫龙老师有很多思考。“我在美国受过教学培训。培训的老师说,每个人上了讲台,其实就是个演员,教学是门舞台艺术。因为教师要去思考如何调动学生、如何跟学生互动,这跟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几乎完全一致。我深以为然,教师站在讲台上的一言一行、声调高低完全与学生的情绪状态直接相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好老师应该是一个好演员。这个理论,我实践了一段时间,效果确实很好。但后来,一个学生的一番话,促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思考。那个学生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当时我请她来给学院的年轻教师进行职业着装和演讲台风方面的培训。在正式开始前,她讲了一点,说她认为教师站在台上不光是一个演员、一个主持人,更重要的还是一个通道,把知识和学生链接在一起。”

“的确,教学的根本目的和舞台表演是不一样的,教师要在学生和知识之间建立沟通的管道,让学生掌握知识、激发思考,而舞台表演不需要这样的目标。要增强沟通的效果,就得先了解知识的结构是什么,而这些学生又需要什么。把知识按照学生需求‘切碎’了,它们才能顺着管道顺畅地流通下去。而如果又能按照一个更合理的顺序来安排知识,管道的流通还会更好。”

二、光华教育面面观

光华学院的课程设置相对其他院系来说是比较复杂的。由于社会对工商管理人才和企业经营能力提升的巨大需求,光华学院除了正常的本科、硕士和博士教育之外,还开办了MBA、EMBA教育项目,以及各种高级管理培训班。面对有多年实际企业管理经验的成年人,光华老师如何解答他们心中的疑惑,如何让他们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更进一步?这应该是大学教育直接服务社会时要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张闫龙老师在这方面也介绍了自己的经验与思考。

在光华有10年以上教学经验的人,基本上各种教育项目就都接触过了。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每一位老师需要能够hold住从16岁到60岁的人。16岁到22岁这是本科生,从22岁一直到30岁,这是我们的研究生。接下来就是MBA学生,我们的MBA学生大概分为两类,一部分是全日制的,平均年龄在28岁,也就是有两三年工作经验再回来的,大概一年只有几十个人。另外大多数是在职的MBA学生,工作了大概7年到10年,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主要是企业的中层。EMBA是高级管理,基本上在40~45岁之间,属于企业的决策层。然后还有很多非学位的高级管理培训班,学员的年龄会更大一些。这种培训班的典型课程设置是9个模块,一般是每两个月集中授课三天完成一个模块,历时一年半左右。这是光华教育的一个概貌。”

“本研的学生跟其他院系是一样的,老师们教学压力也很大。中国最好的学生被我们招过来,要想办法培养好。现在的学生在择业和以后发展上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教学的指导思想也是打好基础,他们数学很扎实,经济学也很扎实,做什么都可以。”

“MBA的学生就比较特殊了。他们大多是因为自己在职场的发展过程中,觉得知识储备上不够或者学历不够,所以想到学校来能有一个提升。光华MBA的招生一直比较火爆,一年申请大概有上万人,我们招400人,25比1。 MBA能学到什么呢?首先因为北大有一个非常强的科学和人文底蕴,尤其学生上我们人文课程时候特别开心,北大老师的思想水平和眼光让他们觉得很有收获。再一个就是宽幅能力的基础培养,包括比如说组织、运营、营销战略制定,还有财会数学统计等这些方面,第一年上必修课是很辛苦的。第二年MBA有很多选修课,要求他们对于企业经营要有一定的宽幅认知,比如他以前是金融或房地产行业的,现在互联网行业的同学跟他去碰撞的时候,他得知道新的行业机会在哪儿。因为这些人都是管理者,所以我们不光重视课堂教学,也会有不同的实践教学。比如把学生分成组直接带到企业里面,给企业做一个咨询项目,这样学生可以完整地了解企业运营。有很多大企业跟我们在MBA项目上合作,比如特斯拉、微软、联想这些公司,这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我们的MBA教育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这些30多岁的人上完课以后,好多人做了重新的职业规划和选择。过去他们可能觉得个人、企业或行业已经到了瓶颈了,通过学习和思考帮他们破除了瓶颈,有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从知识储备上也有了信心去驾驭更多的资源。我们的学生毕业了以后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就是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5年之内港股上市,超过千亿市值。”

“接下来就是EMBA和各种高级管理班。这些企业的决策者可能更会感觉到高处不胜寒,平时接触的信息很多,但真正的知识、思想可能已经有所局限,需要好好地放下身段来学习一下,跟地位平等的同学讨论一下,梳理一下知识体系。再一个他们也很看重不同行业整合的可能性。”

“从教学的角度讲,这几类学生的诉求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讲管理学,本研你得动员他对什么事情感兴趣,多讲故事和案例分析,学生既有兴趣也能学到东西。博士生是对发文章,怎么顺利毕业感兴趣。MBA的学生就不光给他们讲故事、分析案例了,他们的目的性很强,你要讲他们真正关心、他们觉得有用的知识,比如金融、会计、营销这些‘实用’层面上的课。EMBA的学生对工具性的知识反而不怎么关心了,因为他们手下有人专门干这个。他关心的是战略,是管理,组织变革之类的。”

“对于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成年学生,老师在教学上要特别注意发挥他们的主动性。让他们去讲,讲完了以后互相碰撞,老师去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他们也很开心,觉得自己做的事情还有理论依据和这么大的社会意义。这样的教学方式,其实也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学生们有不同的行业和背景,大家一碰撞、一催化才知道,‘哦,原来我想得小了’,或者‘原来我想的小事,在他那里却可以有大用处’。知识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价值,可能比老师给学生讲的书本上的知识更大。作为一名老师,应该把这个过程催化起来。”

三、光华思想力与行动力

在学术研究上,光华的老师们也面临着多重任务的压力。首先作为国际化的商学院,要遵从国际化的学术标准,参与国际竞争。另外,要为国家的发展当好智库的角色,完成国家经济与管理方面的重大课题。还有就是商业的逻辑,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要能经得起现实市场的检验。这些任务之间其实是有一定矛盾的。抛开学术水平不谈,由于组织制度、文化背景,以及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中西方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其实是有很大不同的。在西方主导学术话语权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学者如何走出自己的学术道路,解决社会实践与理论上的问题,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建设服务,这是学术发展和教育的大问题。

“我大学时的老师们主要是社会学恢复后的第一代学者,这一代老师对中国的基层社会有非常直接和准确的把握,他们的研究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有启发意义。后来到我们这一代,其实都是在国内大学学习之后又出国,然后再回来的一批人。我们这批人可能对文献有较好的把握,有一种比较的视野,在正规的学术训练层面会更好一点。

随着学术界不断正规化、制度化,考核标准其他评价标准变得非常细致,学者的道路已经十分确定,必须在权威期刊上发文章才能通过考核。管理学是一个从国外借鉴进来的学科,比纯粹的社会学国际化得多。所以除了最近几年提倡重视中文发表以外,其他时候全都强调英文发表。但是,我们如何用外国的语言和外国学者竞争?另外,中国学者在外国期刊上发表文章,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对外国审稿人而言有一定程度的理解障碍。有的年轻同事抱怨,只要做中国研究,要用中国数据,别人就要说请问你能不能不用中国数据,用所谓更多样更标准的数据库来验证。在学术共同体里,西方人认为研究西方就是标准和般现象。如果说一个中国学者在一个英文期刊上,开辟性的提出一个创新的理论,提出一堆新的名词,基本不会被接受,这是学术风险极大的一件事。我们绝大多数时间在考虑一个问题能否做中国研究、别人关心不关心。用别人的语言去讲自己的故事,很复杂,且天生不利。

“现在学院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平台,叫做‘光华思想力’。刘俏院长觉得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多地是在象牙塔里内卷,失去了对中国重大的政策问题和前沿商业实践的关怀,所以组织了一些资源支持我们搞相关研究。这是区别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横向课题之外的另一套系统,突出学术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光华思想力有7个前沿方向,老师自己申报子课题,然后我提出并申报了商业史和口述历史的项目。院里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让我们做,并给了我们经费支持。”

企业和企业家的创业史并不是新概念,但要客观真实地发掘出其中的学术价值和商业逻辑,对决策有启发意义,还要有较高的观赏性,这需要学者及其他各方的通力合作。“我们在宁夏的贺兰山酒庄调研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有一天,西安分院的院长姜万军老师找到我,给我看了2016年的宁夏葡萄酒产业报告。我觉得在荒漠里面竟然还种出了一大片葡萄园,形成了规模宏大的葡萄洒产业,这件事非常有意思,就借到那里上课的机会去调研。那边是一片荒滩,黄河从贺兰山东边流过,大概东西宽5至10公里、南北一两百公里的这么一个地方从来都无人问津。而葡萄有一个特性,越是在这种荒摊,它的根扎得越深,品质越好。再加上那里的光照和风土气候的关系,所以能长出特别好的适合酿酒的葡萄。这个产业就像葡萄一样,是‘石头缝里长出来的产业’。”

“那里的葡萄园和酒庄是一个个小创业者建立起来的。我去的时候大约有100家酒庄在建,几十家已经建成,创业者以前往往是各个领域的精英和有情怀的人,也吸引了一些淘金的人,产业园在贺兰山下热热闹闹地建立起来了,如今年产值已经有200多亿,是宁夏的第二大产业,习总书记曾两次针对这个产业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求。” 

“我们与当地省级的葡萄酒局合作,决定把葡萄酒庄创业史用口述史的方式记录下来,最终形成一部一小时的纪录片。西安分院院长姜万军老师,还有周黎安老师,我们三个就开始干活。先制定了一个方案,决定先去采访看看,有感觉了就记录下来。逐渐自己脑子里开始有画面感了,知道应该拍什么样的人讲什么阶段的故事,不同的故事可以在什么方面说明产业的发展,这个工作需要请什么人来协助。” “当初觉得可能影片的拍摄剪辑制作方面可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但后来看来难度也不是特别大,自己的思路只要理清楚了,技术问题其实好解决。口述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原汁原味的记录,因而不需要专业的编剧。刚好我们一个学生是影视公司的,就派给我们一些‘精兵强将’来,一行人带着两个4k摄像机和无人机进行拍摄。当时还有一位导演负责画面传达,他明白如何把不同素材凑到一起,以及场景如何陈设才能反映被访者的特点和气质等等。我们前前后后访谈了大概20多个人,拍摄的过程总体来讲很紧张,但也很有趣。”

“访谈完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把故事串起来的问题。我们不断思考故事应该从何讲起、应该采用什么叙事方式,最终决定,因为讲的是关于葡萄这个植物的故事,我们就按植物的生命周期来串联。先从扎根讲起,是指创业之初,然后再讲展藤,即产业如何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接下来是分枝,描述了不同方面对于政策和发展道路的争论。最后葡萄要上颜色。也就是这些有产业情怀的人给葡萄酒赋予中国特色。就这样,叙事四个部分就浮出水面了:扎根、展藤、分枝、着色,这样将大家的话一步一步组织聚焦起来。接下来就是大量的文字工作,每个采访稿大概一万多字,二十几个人下来,至少二十万字。本来我们还想加上旁白,后来还是决定挑战自我,一句旁白都不用,全部用被访者自己的话串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们在海量的素材里搜寻,先不考虑图像,只把文字摘出来一句句对照,看这个人的上一句能否跟另一人的下一句接起来,这个人的故事和那个人的能否穿到一条叙事线上。整个串联完后,形成了大概16000字的脚本交给视频编辑,让他把图像素材拼接起来。这个过程中为了防止画面过于单调,又加上一点其他的场面和风景,再配上背景音乐使整个影片流畅起来。

“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小组三个人都非常有热情。周黎安老师是特别有趣的一个北大人,睿智幽默,又没有架子,每次和他就着问题聊天,一路上欢声笑语,觉得像旅游去了一样,整个研究过程变成了一个非常开心的益智之旅。这件事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给学院的商业案例库增加了一个故事。以后再有老师讲葡萄酒产业发展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个案例拿出来给同学们阅读,大家就能更直观地了解这个产业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我们没有要酒庄的赞助,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有经费,另一方面也不希望最后的影片带上某种商业宣传的色彩,就是一个纯研究的角度。最后这个项目我们还倒贴了点钱,但我们对结果很满意。”

“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产业区,比如说山东的蓬莱、烟台,北京这边的怀来,山西、甘肃一直到新疆,这些地方都有类似产业的发展问题。以前产业有哪些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以什么样的方式思考和决策,会有什么可能的结果,这些东西我们都总结出来了。我们都看过电视上那种访谈或纪录片,画面是很美,也比较煽情感人,但对专业人士来讲其实没有涉及到真正实质本质的东西。” “后来我们还做了对沙县小吃的调研,它的发展模式与葡萄酒庄有很大区别,是另一个典型的商业案例。沙县在福建三明,全国有几万家沙县小吃店。上世纪90年代,一些沙县人为了躲债跑到全国各地去,他们缺少资本、人脉和其它技术,想勤劳致富只能做家乡的小吃,结果一来二去就把沙县小吃这个品牌愣是做出来了。我们去了两三次沙县,最终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了。这之后,周黎安老师还跑去潜江调研小龙虾产业如何建立起来,后来还调查了陕北洛川的苹果等等。”

“我们琢磨着,调研的这些项目都是讲吃的事情,不正是一个‘吃货经济学’吗?周黎安老师有一个理论,叫中国的‘官场加市场’,即政府推动加市场的培育形成政商的良性互动,能够使中国的县域经济爆发出新的活力,培养一个又一个特色产业。而且我们讲的这些都与吃有关,‘人间烟火气,最暖凡人心’,这是大家最感兴趣的一些东西。我们准备把这些案例加上理论体系,形成一部专著,叫《舌尖上的中国故事》。实际一开始我们完全没有确定的学术目标,只是单纯享受调研过程的快乐,到了写书这一步才无心插柳柳成荫。再比如国家大力推进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教育部开始征集相关的研究案例,但以前商学院很少有人研究这些。我们发现,我们以前做的这些东西不正好切合主题吗?把它们整理一下就变成乡村振兴的案例了,一投稿或许马上就能被接收了。所以,如果学术完全按照热点和趋势的‘指挥棒’来,研究是跟不上的,跟着兴趣、跟着现实、跟着实践走,反而能有更大的收获。一般人关注的可能是华为、阿里巴巴、腾讯这些大公司,它们的存在当然非常重要,但这种小产业的发展思路,对个人创业者,尤其是对当地政府来说更有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工作也不仅是学术上的价值。” 

“目前我们还有几个类似的项目在做,都是受到学院支持的。一个是关于中国历次‘五年计划’口述史的,跟国家发改委合作;另一个是关于历次人口普查的,跟国家统计局合作。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又是自己的专长和兴趣所在,就会去做。不管什么样的评价标准,积累多了,最终都会汇集成有意义的学术成果。”

 

采访时间:2022年2月16日,10:00-11:40

采访记者:郭九苓

录音整理:蔡婧怡

文字编辑:蔡婧怡、郭九苓

文字编审:王肖群

定稿日期:2022年4月 3日,经张闫龙老师审定。

 

名师简介

张闫龙,男,1980年生。2002年和2005年分别获得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硕士学位;2012年获得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副教授,MBA&MSEM项目执行主任,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组织理论、社会网络、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创业、制度扩散。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Organization Science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Social Networks等国内外管理学和社会学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2021年起担任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MOR) 高级编辑。

2016年获得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教育部英语授课品牌奖。2018年获北京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2020年获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2021年获得第一届北京高校教师教学创新赛一等奖,光华管理学院第十五届“厉以宁科研奖”。